笑之大學：越好笑越大鑊？

糊塗戲班《笑之大學》：2010年1月23日 8PM 文化中心劇場

(圖片FROM鄧偉傑BLOG)

女記者在Facebook上說，不認同反高鐵示威者在禮賓府門前示威，竟然歡樂地載歌載舞，有人更邀請她加入。高鐵獲撥款的那一天，示威者坐在馬路上，面對著神色凝重，緊守鐵馬防線的警察們，即興舉行「警草選舉」。很多人不以為然，因為這邊抗爭打著爭取公義的旗號，那邊卻在嬉皮笑臉，惡搞一輪，究竟所謂「抗爭」有多認真？把警察視為選美對象，更會被視為輕蔑的挑釁。然而三谷幸喜的《笑之大學》卻以喜劇自我指涉的方式，揭示出對於專制權力來說，笑聲比怒吼更有威力。

1940年的日本，戲劇上演須經過警察部門審查。「笑之大學」劇團的喜劇作家椿一，這次拿著改編莎翁名著的《茱麗葉與羅蜜歐》劇本，遇上不苟言笑的檢查官向坂，三番四次對劇本提出不合理的改編要求——例如加進哈姆雷特這角色和「天皇陛下萬歲」的對白——更直言戰爭時期跟本不應有喜劇！椿一忍耐著，為了成功上演而照指示改編，反而令劇本越來越好笑！更重要的是椿一和向坂兩個對立但同樣認真的人，漸漸互相影響著對方，藉著戲劇，他們最後更成了知己。

《笑》劇也許會令一心大笑連場的觀眾感到未能滿足，因為劇本的喜劇元素集中在對白之上，演員的努力在於把藏在文本裡的喜劇元素釋放出來，但不像詹瑞文的作品那樣，透過肢體、服裝、對白等多種元素撞擊混合，製造高密度的笑聲。縱然仍有諷刺社會風氣、針貶時弊之處，但觀眾不斷大笑是即時反射，諷刺的內容與創作者期望的反思卻要待觀眾離場後才會有空間進行。《笑》則把反思與笑位交融在一起，而且是把「喜劇」亦思亦笑之主題，增加了深度和觀賞的時效性——難怪這劇可在世界各地上演十多年。

編劇三谷幸喜選擇二戰時的日本這痛苦的回憶作為喜劇背景，大膽之餘也凸顯了喜劇作為藝術，與冷酷的強權之間的對立，是一種永恒的主題。有一個笑話：淫審處的人才是看色情電影最多的人。「審查」本質所蘊含的矛盾其實是可笑的。極權靠恐懼來統治，笑聲卻是化解恐懼的最強武器。所以在喜劇裡，強權的角色往往成了大丑角，像差利．卓別靈在《大獨裁者》裡戲謔希特勒，向坂審查官也有不少可笑之處。特別是他作為日本戰時專制政府的一個代表，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，例如今天提出不合理的改編要求，明天又說改編後的劇情牽強，諷刺那些自打嘴巴的當權者；他說對戲劇毫無興趣，後來卻投入地與椿一共同創作、綵排。

不過編劇沒有把向坂醜化成一個討厭的角色，這是很聰明的。既然喜劇既是此劇類型也是其主題，就不像正劇一般強化兩位主角的衝突至終，反而一幕一幕鋪陳二人化敵為友，使藝術不是摧毀而是感動人的信息顯明了。更難得的是，《笑》並沒有把喜劇神化，認真地反思喜劇本身，辨其優劣。一本正經的向坂就像椿一的一面鏡子，指出其劇本不合理、硬搞笑之處，例如「丟假牙」和「吞刀」等強行加插的效果，使人想到喜劇並不是粗疏的理由，「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」仍是好劇本的要求。

尾段的轉折，椿一坦白心底話，反而提醒向坂本來的目的就是要本質上禁止喜劇上演，本想放行的劇本又給撤下來了。其實向坂的心已改變，只是礙於職責，不得不狠下心腸。怎料椿一在絕望之中，反而寫出一個更好笑，向坂口中完美的喜劇劇本：「我從未試過從心底裡笑這麼多次！」這幕戲的燈光打得特別猛，連黑色的牆也明亮起來。燈光設計反映了藝術家的特性，當現實環境越黑暗、越多掣肘之時，心中的光明與自由都放在創作裡，作品尤是更光更亮。

《笑》的舞台設計與服裝需然簡單，都是淺棕與黑色的對比，但配合劇情與角色。向坂穿著貼身黑色西裝，而椿一則一身淺棕色調。舞台不轉景，甚麼都發生在向坂的辦公室裡，地板和傢俱都是棕色調的，直立的牆卻是黑色，像向坂對椿一那樣顯出壓迫感。但牆上的門卻是棕色的，在黑牆上打開缺口，象徵兩位主角的對立關係，其實也有開放溝通的可能。黑色的牆與明亮棕色地板像光與影，既對立又依存。

舞台中央地板劃了一個大圓圈，微高於外圍但未成梯級，當中放著一桌兩椅，向坂與椿一各坐一邊，互相抗衡著。那圓圈不是機關，按常理也不會出現在一個審查官的辦公室裡，那麼這應該不是一個劇中角色會見到的圓圈，而是對觀眾作出的一個符號性提示。方中有圓的設置除了四平八穩地營造一個權力與秩序的空間，也像日本相撲的土俵，向坂與椿一就在其上角力，也就是權威與藝術的角力。然而隨著二人關係漸變，椿一在壓力下展現的才華與毅力，引發出向坂對戲劇之興趣。和善的椿一，因為向坂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而想出更惹笑的情節，直表感恩之心；而認真耿直的向坂，也因為執著劇本的「合理性」而與椿一一起創作起來。兩位演員也漸漸從圈內的角力關係，變成自由地遊走整個舞台的範圍。若說強權使藝術家失去自由之時，其實也把自己囚禁著；藝術讓人心靈自由之際，其實也可能使強權得到釋放。

可惜向坂始終是藝術創作裡的人物；回到現實，反高鐵抗爭者提出「快樂抗爭」，本來是要轉化「抗爭」等如「激烈」的悲憤情緒，為預期的挫敗找一個和平的出路，繼續凝聚力量。「警草選舉」或許讓人感到胡鬧，但手無串鐵的示威者，面對全副武裝的警隊，高壓之下才使出「怪招」，終使「候選」警員也忍不住笑，比正面衝突更有破壞力——也許這才是叫掌權者更加不爽的。

 

曾司長我不是Paris Hilton

(原載於10年1月21日AM730)

聽高官談論「第四代」，真教人產生身份危機，像是談論我輩，但他們口中描述的「第四代」卻不像現實裡的人。「第四代」是誰呢？財政司長曾俊華說他們「第三代」只求置業，「第四代」則要求有泳池、物業有會所甚麼設施等等，言下之意是期望太高。實在離奇，有多少「第四代」期望買樓之餘，還要求泳池會所配套？曾司長認知的「第四代」究竟屬於哪一個階層？是否都像他和朋友的下一代，有那樣的經濟和家庭背景，有著那「不切實際」的期望？

也許曾司長以為第四代都像Paris Hilton那樣有「公主病」，好心勸勉一番。但他與「何不食肉糜」的晉惠帝一樣，不識人間疾苦。置業安居並非第四代獨有的期望，當中很多人也只是想努力工作，儲蓄置業。

調查發現，回歸後即使香港僱員整體收入上升，年輕一輩的收入水平卻下降。很多人借貸讀書，畢業後一身債，人工又不高，他們真的會那麼快想置業，還要期望有甚麼配套？很多人只想找一份固定職業！

即使想置業，很多人都只希望樓價不要太高，或重售居屋，這的確是期望太高、不切實際，因為政府可不敢影響樓市。但這都不是重點！問題是很多人把那些街頭抗爭的、對前景感焦慮的和終日流連網路……等各類年輕人的認知併貼為一，就妄下「後生仔分唔到豬肉所以搞事」之結論。然而，很多埋頭網絡的八十後根本不理會時事；參與社運的一群，高呼「釋放劉曉波」、「爭取普選」，記者抓住個別參加者，挖到憂心置業的個人訴求，就大作文章。「第四代」當中有千百種人，不分社會階層的世代論把「青年人」過度簡化，莫以為翻翻《四代香港人》就了解透徹。高官基於錯誤認知的決策，才是不切實際、期望太高。

Amsuing Ouselves to Death